“脸谱化”的中国

   走了好些地方，坦率地说，只有前几年我去云南旅行时，一个地处云贵高原的边陲小城——腾冲——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街道干净、整洁，城市规划得很有条理，建筑古朴典雅，富有民族特色——特别是透过那些镂空的院墙看庭院里美丽的风景，简直就是绝妙的视觉享受！

“看来，你们的市长一定是学文科出身的吧？”我一边欣赏沿途的景色，一边向随行的导游小姐问道。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的？！他的文章写的特别好，加上政绩突出，现在已经被提拔到省委当副秘书长了。”

“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哈哈。从城市的外部景观就可以知道市长的思路非同寻常啊！”一个县级市的市长，行政级别是正处级，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就被擢升到省委副秘书长的高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官场奇迹。而其中的关键因素，乃是他独特的治理和发展思路。在千城一面的中国，凭籍自己尊重历史、尊重人文、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独特个性，腾冲，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高原小城给过往的每一位游客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

伴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历史被抹平，记忆被沦丧，个性被泯灭，我们的城市正越来越趋同化；反观社会，人们讲着一样的话语，哼唱着一样的流行歌曲，穿着一样的潮流服饰，留着一样的新酷发型，荧屏上播放着互相抄袭的选秀节目，我们的生活方式正越来越趋同化；趋利、浮躁、冷漠、庸碌和茫然，缺乏对生活的想象力和对美好事物的感悟能力，把人生和成功作单一维度的理解，我们的心灵也正在逐渐趋同化；至于官场，那就更是只见格式化的面孔，格式化的语言，格式化的表情和笑容，浸淫日久恐怕连思维都要格式化了——而这就是我下决心写博客的重要原因——早已厌倦于八股式的机关文风，长此以往，恐怕连文章都不会写了罢——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最近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项羽与刘邦》引起了笔者的瞩目，据说一个触动司马辽太郎内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从战国到汉建立的这段短暂历史距离中，社会充满了澎湃的生命力，为什么在此时出现了那么多具有个体生命意识的英雄，如浩荡东去的江河水奔向广阔的天地？而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虽然后来也出现了魏晋、盛唐等在文学、艺术上令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但总的来说，在思想的领域，过去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不是后来佛教的传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就会更加贫瘠而单调。

巧合的是，前两天读许倬云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讲演——《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一文，许先生在文中说道：“回顾中西两种不同的传记研究传统,可以发现：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其史学更偏重英雄史观和心理史观，更加重视私秘材料；而中国从《春秋》褒贬到《史记》列传的对人物归类的研究传统，使得历史人物更大程度上呈现脸谱化特征。”笔者对京剧这门“国粹”没有多少了解（虽然一直想培养起对京剧的兴趣，但最终发现这个努力还是徒劳），但是联想起我国素有八股取仕、经义断案、社会问题争论泛道德化以及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人物进行脸谱化处理的诸多“传统”，那么，司马辽太郎的疑问也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因为自秦汉以降，中国的历史便愈来愈呈现出“脸谱化”的特征——当然也有几个叛逆的灵魂在做着突围的努力——譬如李白就发出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惊天呐喊，但在沉重的历史惯性面前确已回天乏力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国人精神的图景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基本定型，后来的朝代更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做简单的轮回，如果不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恐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社会发展“质”的飞跃仍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道理很简单，“脸谱化”的思维方式，决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包容性，而缺乏包容性的结果，必然是禁锢思想、压制创造；而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实证科学”的本质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由滥觞于古希腊的独特文化背景所孕育出来的，科学与民主和自由也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互不关联的事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美国人的经验也许不无裨益，他们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有深厚思想渊源的宪法，从而把保护公民最大程度的思想言论自由和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想，这就是时至今日美国社会仍然葆有强大活力的重要因素罢。

丙戌年深秋 写于卧龙岗草庐